中国的企业一直都有一种浓厚的民族情结，动不动就打着支持民族工业之类的大口号，其中有多少真实的爱国情结不敢恭维，但以此作为商品促销嚎头的目的却是昭然若揭，再烂的货也敢借此名头抬高价钱来欺骗芸芸善良中国百姓。除了用亵渎一词来形容外，找不到其它合适的词语来表达对这些企业的不屑。

    民族产业需不需要保护？答案是确定的，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支柱产业，经济就难以得到迅猛发展。但问题是在这些产业尚处于弱小之时，要如何保护它们得以茁壮成长？在特殊战争时期，人民反敌情绪高涨，对内万众一心，此时号召民众抵抗洋货支持国内企业的发展不仅可以理解，也可以取得成效。但在现在这种开放竞争的经济社会，企业不是把重点放在如何超越对手、如何充分把握市场发展动向上，而是一味要靠打民族牌来保护自己，说明此企业从根本上属于“垮掉的一代”。

    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一直都在有效地调配社会资源，作为购买者，所有人都会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市场上优胜劣汰的规则对所有企业都是公平的：谁的产品不被市场接受谁就得出局。但是我们有的企业却好像不懂得这一点，他们生产产品的重点不是放在如何改进自己的生产工艺、降低产品成本、为顾客谋求更多的让渡价值从而更能为市场接受，而是打着“中国人要买中国货”的愚蠢口号，以为这种做法可以吸引到消费者。而事实呢？不用猜都可以想到结果如何。

    曾经被认为可以挑战“两乐”的汾湟可乐，出场之始就是打着“中国人自己的可乐”的旗帜，试图在“两乐”一统江山的局面下，以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来帮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在前期大量的宣传推广的助攻下，汾湟可乐一度也曾辉煌过，市场占有率节节上升。可惜好景不长，由于后期渠道拓展不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市场饱和等种种情况下，汾湟可乐慢慢又从市场中消沉下去了。民族口号并成不了汾湟可乐的救世主。

    可见，产品与产品之间的相拼，拼的不是谁更“民族化”，而是拼管理、拼技术、拼品牌、拼销售渠道。那些只会打着民族牌的企业其实根本是出于一种狭窄的民族意识，源于一种自卑的民族心理。放眼望去，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行业中，从饮料、空调、电视、手机到服装，那一种行业没有最少一样产品以民族化作为宣传的口号？是我们的企业都真的弱小到需要靠自己的国人来怜悯救助吗？还是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外国商品优良性价比的妒忌？

    我们是否该反思一番了？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打民族牌自有其道理。但在现在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跨国企业都实施本土化战略的大环境下，一个企业的归属问题是难以判定的。一家在中国落户的跨国企业，可能其注册地可能是在美国，公司CEO来自日本，产品原料来自马来西亚，而生产的员工却是中国人。这样的企业谁能说得清它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从另一方面讲，许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他们为中国每年创造的利税、解决的就业问题、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比许多中国纯粹的本土企业大得多。如果说打民族牌的原意是谁为更能中国谋利益的话，那么这些外资公司比我们本土公司更有权利打着中国的民族牌作为宣传自己的口号。

    应该说，打民族牌来卖产品不只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日本、韩国也曾一直有类似的举动，但他们的做法却与我们相差甚远。在日本、欧美汽车大举入侵韩国之时，韩国政府就呼吁过国民积极购买本国汽车车，支持本国汽车产业。韩国政府除了在舆论上引导国民要保护民族产业外，更重要的是采取一系列的扶持企业的措施，从税收到银行贷款，到市场准入，全部为这些企业大开绿灯，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汽车行业发展迅猛，在质量到价格上都足以与外国产品一争高低，国民买本国汽车产品也自然心甘情愿。这张民族牌打得非常成功。日本打民族牌取得成功也是同样的道理。

    故此，民族牌不是完全不能打，而是如何打的问题。在这方面，日本与韩国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中国的政府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呵护之细致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在国有企业无力偿还银行贷款之时，政府可以通过行政命令豁免企业的债务，银行属于政府，企业也是属于政府，豁免企业的债务只不过是从同一个身体上割一块肉补到另一个疤，从表面看，只不过是社会财富的一种转移。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养成了企业的不思进取的惰性，企业就像人一样，过份溺爱只会导致其失去基本的生存能力。所以唤醒企业的独立与竞争意识，让企业到市场环境中接受残酷生存挑战才有利于他们日后的发展。从长远来看，一个民族情结太浓的经济环境不是一个良性的发展环境，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秩序、理性、法制、开放的市场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所有企业都可以凭着自己的实力进行比拼，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林景新，中国国际公关关系协会会员。先后任职于家庭期刊集团、龙舟市场推广有限公司、思绎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服务客户包括广州移动、金龙鱼、广发银行、菲亚特汽车等，现供职于广州城建集团兴业地产。